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我们开始第六讲：《交通肇事中的逃逸问题》。我们请来了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的青年才俊邹兵建副教授为我们主讲，同时我们也请来了两位与谈人：一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的孙运梁教授，他也是北航法学院的刑事法中心主任；另一位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研究人员王华伟博士后，他也是德国弗莱堡大学（德国马普刑事法研究所）的博士和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博士，主讲人和两位与谈人的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取得了博士学位，是同门师兄弟。现在我们有请邹兵建副教授为我们主讲交通肇事中的逃逸问题。

尊敬的主持人白岫云老师，尊敬的与谈人孙运梁教授、王华伟博士后，各位学界和实务界的同仁，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很高兴通过在线讲座的形式，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对交通肇事罪中逃逸问题的一些粗浅理解。在这里，首先要感谢车浩教授和盈科律师事务所赵春雨主任为我们青年刑法学者搭建的宝贵交流平台。很巧也很不巧，今天是618。想到这个讲座可能会挤占大家购物的时间，我感到很不安。不过好在，我们这个是在线讲座，大家可以随时进出。如果你听到一半就退出去购物，那也没有关系，不用担心会被认定为“逃逸”。交通事故是日常生活中常见多发的一类事故。在2014年—2018年的五年间，我国平均每年发生20万起交通事故，平均每年有6万人死于交通事故。而在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者逃逸的比重也很高。通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发现，在所有的交通肇事罪一审判决书中，出现了“逃逸”一词的判决书占据45%左右。讨论交通肇事逃逸问题，绕不开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出台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面简称为《交通肇事解释》）。对于这个司法解释，学界有很多批评的声音。考虑到我们讲座的受众主要是司法实务界的同仁，我在这里不会太多地分析学界对这个司法解释的批评意见，而是以这个司法解释作为我们考虑问题的一个规范依据。也就是说，这场讲座要回答的问题是：在尊重刑法规定和司法解释的前提下，怎样处理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问题。

逃逸的基本含义是逃跑，它不一定与交通事故有关。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发生交通事故后的逃逸，我把它称为“交通事故逃逸”。交通事故逃逸不仅会出现在刑法之中，而且也会出现在行政法之中。我把它们分别称为“刑法逃逸”和“行政法逃逸”。那么，刑法逃逸和行政法逃逸是什么关系呢？从外延的角度看，行政法逃逸与刑法逃逸是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构成刑法逃逸，那么他也一定会构成行政法逃逸；但是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行政法逃逸，那么他不一定能构成刑法逃逸。从内涵的角度看，刑法逃逸的成立门槛要比行政法逃逸的成立门槛更高。从客观层面看，刑法逃逸以行为人的行为成立交通肇事罪为前提，而行政法逃逸没有这个要求；从主观层面看，刑法逃逸故意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而行政法逃逸故意只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造成了交通事故。当然，我们重点关注的，还是刑法逃逸。刑法逃逸可以分为作为交通肇事罪加重构成要件要素的逃逸和作为交通肇事罪基本构成要件要素的逃逸，我把它们分别称为“加重逃逸”和“入罪逃逸”。其中，加重逃逸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对应于3—7年法定刑的普通加重逃逸和对应于7—15年法定刑的因逃逸致人死亡。说到底，处理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问题，无外乎就是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行为人是否成立刑法逃逸？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要严格区分刑法逃逸和行政法逃逸，避免将行政法逃逸升格认定为刑法逃逸。如果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接下来需要回答第二个问题，行为人的刑法逃逸到底是入罪逃逸、普通加重逃逸、因逃逸致人死亡？只有回答好了这个问题，才能对被告人进行精准量刑。不过，由于时间有限，我们这场讲座主要讨论第一个问题。

刑法逃逸以行为人的行为成立交通肇事罪为前提。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判断有逃逸情节的案件是否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时，存在一些误区，将很多原本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行为认定为交通肇事罪。问题主要出在行为要素的判断和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上。

在本案中，行为人并不符合“两次违规性”的要求，但是法院依然给行为人定了罪。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有两个可能的原因。有一部分司法者没有意识到刑法逃逸需要满足“两次违规性”的要求，从而以行为人逃逸为由认定其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还有一部分司法者虽然意识到了刑法逃逸需要满足“两次违规性”的要求，但是在具体判断的过程中，以事故的发生反推行为人驾车时操作不当。这实际上是一种结果归罪的思路。

（二）刑法因果关系

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包含了两层因果关系。第一层因果关系是，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与重大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层因果关系是，重大交通事故与被害人的伤亡结果或公私财产遭受的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司法实践中，第二层因果关系的认定没有太大的问题，但第一层因果关系的认定较为混乱。有很多欠缺第一层因果关系的逃逸案件，被法院认定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在本案中，行为人除了逃逸外，还有两个违规行为：一个是醉酒驾驶，另一个是车辆逾期没有审验。根据被告人供述可知，车辆逾期未审验是因为行为人之前有违章没有及时处理，车辆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因而它与事故的发生没有刑法因果关系。关键的问题在于，行为人的醉酒驾驶与事故的发生有没有刑法因果关系？可能有人会说，行为人喝了酒，按规定就不能开车。如果他不把车开出来，被害人当然就不可能追尾撞上他的车，所以行为人的醉酒驾驶和事故的发生有刑法因果关系。我认为，这种分析思路是不准确的。判断行为人违章驾驶的行为与事故的发生有没有刑法因果关系，不仅要问，如果行为人没有开车，会不会发生相同的事故；而且还要问，如果行为人在完全遵守交规的情况下开车，会不会发生相同的事故。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考察，行为人对交规的违反有没有增加危害结果发生的风险。在本案中，行为人醉酒驾驶违反了交规，但是它并没有增加车辆停在路边时被追尾的风险。所以我认为，本案欠缺第一层的刑法因果关系，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这一条司法解释是对交通肇事罪入罪门槛的规定。其中，第2款第6项的内容，就是逃逸。值得注意的是，《道理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2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据此，只要行为人逃逸了，交警就会认定行为人对事故负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可见，逃逸不仅属于六种严重违章的情形之一，而且还会使得行为人对事故负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据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会得出一个结论：发生交通事故后，若被害人受重伤且行为人逃逸，那么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这个做法完全架空了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从而将很多原本无罪的案件错误地认定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为此，学界批评《交通肇事解释》第2条混淆了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架空了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我认为，学界的批评意见只说对了一半。对的一半在于，按照学界通常的理解，《交通肇事解释》第2条确实有问题；错的一半在于，学界通常的理解并不是唯一可能的理解方案。学界通常认为，《交通肇事解释》第2条的主体内容是对交通肇事罪全部成立条件的解释。按照这种理解，《交通肇事解释》第2条的内容显然是不完整的。但是，如果将它的主体内容理解为仅仅是对交通肇事罪的结果要素即“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解释，那么，它的内容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为此，需要对《交通肇事解释》第2条中的“交通肇事”做出合理解释，将其解释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如此一来，“交通肇事”一词就包含了交通肇事罪的行为要素和因果关系，而《交通肇事解释》第2条的主体内容则是对交通肇事罪的结果要素的解释。这种解释方案可以一方面维持《交通肇事解释》的效力，另一方面避免架空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我个人支持逃避法律责任说。首先，将行为人履行了救助义务但是逃避了法律责任的情形认定为刑法逃逸，并不意味着要将其与没有履行救助义务的刑法逃逸一视同仁。刑法逃逸可以分为履行了救助义务的刑法逃逸和未履行救助义务的刑法逃逸。显然，前者的不法程度低于后者，法院在量刑时应当要考虑这一点。其次，发生交通事故后，被害人的伤亡结果与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密切相关。在行为人没有逃避法律责任的场合，从理性的立场出发，行为人一般都会对被害人实施救助。所以，行为人留在事故现场但不救助被害人的案件，尽管不能说没有，但毕竟数量很少。另外，不将这种情形评价为刑法逃逸，行为人仍然会因为自己没有积极救助被害人而受到更重的刑事处罚。最后，按照逃避救助义务说的观点，只要被害人当场死亡，行为人就不会构成刑法逃逸，更不会构成因逃逸致人死亡。这容易引发一种道德风险，使得行为人认为“撞伤不如撞死”。逃避救助义务说的本意是更好地保护被害人，但是适用这种学说的效果可能是适得其反，这是需要我们慎重思考的。

在本案中，法院认为，行为人并没有逃离事故现场，所以不构成逃逸。应当说，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在肇事者让人顶包的案件中，无论肇事者本人是否离开了事故现场，都构成刑法逃逸。

在有些案件中，行为人逃离事故现场没多远就被他人控制住，或者行为人逃离事故现场很快又主动返回事故现场。对于这两类案件该如何处理？表面上看，它们构成刑法逃逸的未遂和中止。但是，未遂和中止是针对故意犯的完整的构成要件而言的。而刑法逃逸只是一个提升不法程度的情节，不属于完整的构成要件。所以，刑法逃逸只有成立与否的问题，而没有未遂或中止的问题。那么，在上述两类案件中，行为人是否成立刑法逃逸呢？我认为，刑法逃逸之所以能够成为重要的加重处罚情节，是因为它提升了行为人的不法程度。反过来说，只有当行为人的逃离行为既没有提升客观不法，也没有提升主观不法，才能认为该逃离行为不构成刑法逃逸。行为人逃离事故现场没多远就被他人控制住的，逃离行为所提升的客观不法比较有限，但是它提升的主观不法仍然很明显。所以，它仍然构成刑法逃逸。而行为人逃离事故现场很快又主动返回的，逃离行为所提升的主观不法被主动返回的行为抵消，关键要看，逃离行为是否增加了客观不法。如果行为人逃离后很快返回，既没有耽误对被害人的救助，也没有影响交警对事故责任的认定，那么就不构成刑法逃逸；反之，如果不符合上述条件，就会构成刑法逃逸。

在本案中，行为人逃离事故现场960米便停车报警，原地等待交警，没有明显增加主观不法。本案有两个被害人，一个当场死亡，救不了；另一个人只是受轻伤，不需要急救。所以，行为人虽然没有返回事故现场，没有积极救助被害人，但也没有明显增加客观不法。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将本案中的行为人认定构成逃逸。

在本案中，行为人通过观察被害人、与被害人交谈等方式，判断被害人只是受了轻伤，因而没有将被害人送医院便直接离开。由于行为人并不知道自己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所以他没有刑法逃逸的故意，不构成刑法逃逸。

第二，明知自己撞了人既包括知道自己肯定撞了人，也包括知道自己可能撞了人。这涉及到对“明知”的理解。“明知”一词很容易被理解为“明确地知道”。按照这种理解，明知自己撞了人，就是指知道自己肯定撞了人。我认为，这种理解是片面的。一方面，从学理上看，“明知”一词来自刑法第14条对故意的认识因素的规定。而故意可以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其中，间接故意中的认识就是一种可能性认识。如果认为故意的认识因素只包括确定性认识，那么就会将间接故意排除在故意的成立范围之外，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另一方面，从司法适用的效果来看，如果认为明知自己撞了人是指知道自己肯定撞了人，那么，行为人在认识到自己可能撞了人但对此不太确定的情况下，只要不停车检查，而是直接开车离开，就可以因为并不确定自己是否撞了人而不构成逃逸。这无疑是在纵容甚至变相鼓励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从而完全背离了刑法设立逃逸制度的初衷。

第三，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自己撞了人的时点，不是交通事故发生时，而是行为人离开事故现场时。虽然这两个时点前后可能相差不过几分钟甚至是几十秒钟的时间，对它们做出区分仍然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行为人有可能在两个时点上的认识因素不一致；另一方面，就算是行为人在两个时点上的认识因素完全相同，他在这两个时点上的意志因素也有可能不一样。前面已经说到，逃逸是指行为人在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既然如此，判断行为人有没有刑法逃逸的故意，当然也要以行为人在事故发生后也就是其离开事故现场时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为准。

第四，如果行为人在离开事故现场时并不知道自己撞了人，但是此后通过一些线索发现自己可能撞了人，那么从这一刻起，他的行为举止将决定他是否会构成刑法逃逸。如果他第一时间主动投案，那么就不会构成刑法逃逸；如果他抱着侥幸心理，假装没有发生任何事，甚至破坏证据或藏匿起来，那么就构成逃逸。

第五，行为人在知道自己造成了交通事故但不确定自己是否撞了人的情况下，没有下车检查而是直接驾车离开，应当认为其明知自己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如果行为人在知道自己造成了交通事故但不确定自己是否撞了人的情况下，没有停车检查，而是直接开车离开事故现场，说明行为人对自己可能撞了人抱有一种侥幸和放任的态度，那么就应当认为其明知自己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

本案的一个争论点是，余金平第一次离开事故现场是否构成刑法逃逸？而这取决于余金平在第一次离开事故现场时是否明知自己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从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来看，余金平第一次离开事故现场时知道自己造成了交通事故。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停车检查，而是直接开车离开事故现场，足以表明其对自己可能开车撞了人持一种侥幸、放任的态度，亦即其明知自己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因此，余金平第一次离开事故现场构成刑法逃逸。

第六，行为人知道自己造成了交通事故，但是由于精神恍惚或过度紧张而完全没有考虑自己是否撞了人的问题，没有停车检查而是直接驶离事故现场，应当将其评价为明知自己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驾驶行为虽然是一种日常行为，但是它包含了高度的风险。为此，社会对驾驶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驾驶者不仅具备合格的驾驶技能，而且还需要保持高度谨慎。这种谨慎不仅体现在开车时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而且还体现在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要立即停车并下车检查，以确认自己是否撞到人。行为人在知道自己造成了交通事故的情况下，由于精神恍惚或过度紧张而完全没有考虑自己是否撞了人，便直接驾车驶离事故现场，不仅表明行为人不是合格的驾驶者，而且还从本质上反映出其对刑法规范及其保护的他人生命法益持一种漠视的态度。所以，我认为，尽管从事实维度上看，行为人没有认识到自己可能撞了人；但是从规范维度上看，应当将其评价为明知自己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这是一种规范责任论的立场。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将行为人评价为明知自己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并不意味着其一定成立刑法逃逸。如果行为人能够在几分钟内回过神来，然后第一时间赶回事故现场，积极救助被害人，还是有机会不被认定为刑法逃逸的。

（二）为了逃避法律责任

一般而言，行为人在明知自己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的情况下，仍然离开事故现场，就足以说明其有逃避法律责任的目的，除非其有离开事故现场的正当理由。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离开事故现场的正当理由主要有两个：①害怕被打；②自己受伤或车上有人受伤需要及时救治。

需注意的是，离开事故现场的正当理由需要满足紧迫性的要求。例如，事故发生后，被害人亲友很快赶到事故现场，并且情绪非常激动，行为人为了躲避殴打而离开事故现场，具有正当性。但是，如果被害人的亲友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或者被害人的亲友虽然到达事故现场，但是没有过激的言行，行为人为了避免被殴打而离开事故现场，不具有正当性。

另外，行为人虽然有正当的理由离开事故现场，也应当以其他方式表明自己并不逃避法律责任，否则仍然会构成刑法逃逸。例如，行为人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被害人当场死亡，行为人自己也受了重伤。为了去医院救治，行为人开车离开了事故现场。但是在去医院的途中，拒绝接交警打来的电话，或者虽然接了交警的电话，但是拒绝告知自己将去哪所医院，那么仍然会构成刑法逃逸。

✎ 主持人·白岫云

—与谈环节—

✎ 主持人·白岫云

刚才运梁教授对兵建副教授的观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概括和总结，并就他们之间相同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引申，虽然他们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有一些不同看法，但是总的来说他对兵建副教授的讲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谢谢运梁教授，我们现在有请下一位与谈人——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王华伟。

感谢车浩老师和赵春雨主任提供了这么宝贵的学习机会，感谢邹兵建老师邀请我来参与这场讲座的点评，感谢白老师的主持，感谢孙老师的评论。第一，听完报告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在于，邹兵建老师对交通肇事逃逸司法案例的体系化梳理。邹老师整理了3000多份交通肇事判决书，从中提炼发现了许多司法实践对交通肇事逃逸理解的误区，对司法实务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第二，邹兵建老师在报告里对交通肇事逃逸做了条分缕析，非常精确的教义学分析。例如，交通肇事应当具有两次违规性，交通违规行为与重大事故之间应当具有因果关系，逃逸的本质究竟是逃避法律责任还是逃避救助义务，逃逸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乃至逃逸是否具有未完成形态等等，都进行了非常深入细致的教义学阐述，其法教义学研究的功底可见一斑。关于具体的观点，我听完邹老师的报告后，有以下几点体会，供大家批评讨论。

第一，关于逃逸本质的问题，邹老师还是比较赞同逃避法律责任说，这也契合司法解释的立场。但是，我个人觉得，从实质的合理性上来看，可能不履行救助义务的观点空间更大。
从立法设置的初衷来看，一个行为人单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而逃跑，似乎不会提升整个行为的应罚性，绝大多数犯罪也没有这样的立法设置。逃逸之所以提升行为的对应罚性，主要还是由于不救助会导致被害人状况会进一步恶化，以及对他们的潜在危险如二次事故。当然，这里就会碰到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如果当场就发生交通事故将被害人撞死的场合，似乎就无法构成逃逸了，因为已经没法被救助了。邹老师认为，这里面可能会有认为撞伤不如撞死的道德风险。但是，二者还是不一样的。在撞死的场合，构成交通肇事罪，所需要具备的其他条件就低了。只需要违反交通规则且负主要或全部责任即可。在仅仅撞成重伤的场合，仅有违反交通规则且负主要和全部责任还是不能构成犯罪的，还需要加上逃逸、酒驾、毒驾等额外情节，才构成交通肇事。另外，从解释论上来说，逃逸的本质可以理解为不履行救助义务或导致法益侵害的风险提升扩散。例如，在违反交通规则负主要责任撞死了人以后，明知道不采取一定的措施有进一步引发二次事故风险，但仍然放任逃跑的，甚至是确实引发了二次事故的，也有解释为肇事后逃逸的空间。反过来说，如果已经当场撞死了，妥善地处理了现场，消除了引发二次事故的风险，这种也可以考虑不构成肇事后逃逸。

第二，关于逃逸的未完成形态问题。邹老师认为，刑法逃逸只有成立与否的问题，而没有未遂或中止的问题。邹老师认为，逃逸只是一个提升不法程度的情节，不属于完整的构成要件，所以不能适用未遂和中止的规定。但是，在这种类似于结合犯或者加重犯的结构中，应当承认未遂。其实这一点很好理解，一个类似的例子，在抢劫罪基本犯既遂的情况下，8种加重情节中的7种，学界普遍都认为存在未遂。交通肇事基础上的逃逸，也是不同但类似的逻辑。事实上，在逃逸得逞和逃逸未得逞的场合，被害人所处的危险境地并不一样，行为人整体的不法程度（客观的不法程度）是有明显差异的。逃逸未得逞的场合，仅仅认定为基础的交通肇事行为，在刑法评价上是不完整的。例如，在德国刑法里面，基础构成要件行为既遂，加重构成要件未遂的场合，通常理解为基础构成要件行为既遂和加重构成要件未遂的想象竞合犯来处理。这种理解是否妥当可以再探讨，但是其基本目的是在于实现对行为的完整评价。反过来说，此时直接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既遂，对行为人来说也不公平，毕竟该行为因不救助对被害人造成的客观的进一步法益侵害还没有得到实现。

第三，关于逃逸的主观要件，邹老师提出了非常有新意的一种见解，他指出，如果行为人在离开事故现场时并不知道自己撞了人，但是之后通过一些线索发现自己可能撞了人，从发现自己可能撞人时起，其行为仍然可能构成逃逸。另外，明知自己撞了人包括知道自己肯定撞了人，也包括知道自己可能撞了人。这里其实想必大家都会联想到前段时间讨论非常激烈的余金平案中的实体法问题。但是，在离开现场相当长的距离和时间以后，才发现撞了人，此时还能否构成交通肇事逃逸，我本人还是持怀疑的立场。因为，肇事后逃逸，在罪名的结构上来看，类似于一种结合犯或加重犯，对于这类罪名，通常要求两个行为之间具有较为紧密的时空关联。恰恰是二者之间较为紧密的时空关联，立法者才把它们捏合在一起，放置在一个罪名里面。否则，就会按照两个独立的行为和罪名来进行分开认定。如此理解的话，逃逸行为在客观上应当和肇事行为具有较紧密的联系，这才有可能评价成交通肇事罪一个罪名。在主观上，也应当是在肇事现场或没有远离肇事现场时产生了逃逸的主观想法。而且，尽管逃逸在本质上被理解为逃避救助义务或防止风险的进一步扩大，但是在语义上还是具有“从一定的空间或场合逃离”的含义。因此，在行为人已经行驶了相当长的距离和时间，回到家中才发现撞了人，而不返回履行救助义务的，就不应理解为肇事后逃逸。甚至我们可以设想更极端一些的例子，行为人在海淀违反交规发生了事故撞伤人了而不自知，开车几百公里回到天津的家中才发现撞了人，此时他不返回海淀救人，仍评价为肇事后逃逸就不太合理。另外，将知道自己可能撞了人，也包括在交通肇事后逃逸之内，还是可以进一步再探讨的。间接故意中当然包含了可能性的认识。但是它的结构通常是，对自己行为具有明确认识，但是对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引起关系具有可能性和或然性的认识。而在行为犯的构造中，只存在行为，没有具体的后果，逃逸就属于这种情形，如果认为对行为要件也只需要一种可能性的认识，那么和过失犯的边界就很难区分了。而且应当注意的是，知道自己发生了交通事故，或知道自己可能发生了交通事故，和知道自己可能撞了人，也还不具有必然的关系，可以再进一步探讨。以上是本人学习邹兵建老师报告的一些心得体会，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 主持人·白岫云

—问答环节—

—总结环节—

✎ 主持人·白岫云